如果要说到腐败，特供当然是制度性腐败，并且其作为腐败只有在自Reform And Opening Up直到当下的语境乃至“风潮”中才能获得最终的解释 。
特供所指向的首先还不是“不正当的运用公权力”，它所尝试表示的是在历史上存在过的与其相关的生产方式和它们产生出的全部的特有的法的关系、统治形式。“特供制度”意味着“革命”对国家和社会的重建带来的全新规定性：对粮食、迁移、工作、住房、观念、价值、货币、权力、声望、机会等等进行全面分配的全能主义的控制社会。
但是这个“革命”后的国家和社会没有也还不能消灭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继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形式平等依然存在，即被承认为社会劳动的等量个人劳动在消费品分配方面的形式上的平等和企业的生产任务与指令性计划经济同时存在于同一个“革命”后的新社会之中而导致的所谓“悲剧性寓言”和对自身“政治伦理”的公然违背才在“革命的政策”内部提出了“公共权力的正当运用”这一问题。
于是，国家和社会中好像就有，或者说“国家与社会”就好像两个平行且彼此之间不时穿插、叠加的世界，一个是不完全的商品生产与雇佣劳动，另一个是理性不足的官僚与缺乏智识的统制经济，诸如有关“食品安全问题”的社会现象的存在也就不过是现实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此处还并不意味着劳动者，比如说“奶农”应该成为他们自身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主人。
相反的是，“特供制度”的身份意涵和等级制安排是要引导人们戳破它所代表的欧洲中世纪“王国封建”与“职位所有人”的狭隘、封闭和僵化的政治经济生活，并通过“千年未有的改革”逐渐或者突然地打开经济的“个人生存空间”，来把“死气沉沉”的以工资等级与特供制度为指示的旧的行政市场换成一片以“职位所有人”变成“公职经营者”为使命的新的行政市场。
换句话说，也只有在所谓的“不正常”的政治与经济一体化的社会从指令性经济向自由市场模式的“历史转折”中，所谓的“集中分配体制”下骤然爆发的消费-产业供需的严重不平衡——如何看待People’s-D评论并明确「三个没有变」？——才能在对扩大“公共职位”经营收益的普遍预期与保持对核心政治的可预测性（这就要求核心政治表现出足够的可预测性）的冒险和代价（谁的冒险和谁的代价？）的城市群岛治理中将各城市财政债务的清单与广为宣传的恩典结合起来。
所以在此也不用考虑什么以侵犯共同体利益为特征的腐败范畴，因为在这些情况下，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仅仅是一组平平无奇的套话：哪有这么个“好市民”或“好公民”的共同体呢？
结果，在同一时期与表现为对一般劳动力的政治行为失范的再度标准化的“生产力”以及“发展生产力”对应的正是政治行为必须偏离“公共职位”才能合法的“犯错”和绝不允许以“政治市场”为中心出发来界定的“腐败”——Bureaucrat与Capitalist的早期基督徒式婚姻，即一对直到婚后才相互表白决心要为上帝守贞的“男女圣徒”或“国家与社会”的两不相干。
瞧，这个问题的提出究竟是“特供”象征的广大无边的权力到底盖过了仿佛仍然“狭小”的经济活动空间呢？还是这个当代市民会选择性地啧啧称奇的经济的“个人生存空间”遭遇了难以逆料的重大失败？抑或是真正的危机本身的雪花被“帕奇”别有用心地撒落在“隐形桥”上，以此来告诉人们“经济建设工作”还是没有成为“工作重心”？
当然，这个“经济建设工作”肯定跟市民们想得不太一样。不过没事，总是会不谋而合的。
腐败是“经济”的润滑油。就像人的血肉是炼成“财富”的原料一样。
潜力问题，顶一下